王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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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 王艮(gèn)(1483~1541),明朝哲學家,初名銀,王守仁替他改名為艮,字汝止,號心齋,生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嘉靖十九年(1514年),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臺)人,思想家王陽明弟子,泰州學派創始人。

王艮 - 生平

王艮的先世,原居蘇州。朱元璋為對國初群雄中與他爭斗最激烈、也是爭斗到最后的張士誠的報復,把蘇州大批居民遷來淮南海濱勞動。王艮的先祖也在遷徙之列,落戶地點為泰州安豐場,以燒鹽為生,成為世代相傳的“灶戶”(當時海濱居民分為“灶戶”和“民戶”)。在封建的法制下,灶戶的社會地位低下,類似囚徒。據明《會典》載:“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縣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論遠近,俱發本省鹽場缺人鍋下,依照年份煎鹽,抵辦逃亡灶丁課額”,因而他們受著賦稅和勞役的雙重剝削。

落戶海濱的王氏,始祖名~王伯壽,伯壽生國祥、國瑞、國禎。國祥、國禎分別被編入北盛、南盛團(灶)籍。 (“團”和“灶”,均為淮南海濱燒鹽的群體,至今那里仍有以南團、西團、新團和頭灶、二灶、三灶為地名的)。老大國祥、老三國禎均為灶戶;老二國瑞分居姜堰為民戶(灶戶改為民戶,須經政府特殊批準)。國祥生仲仁,仲仁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紀芳(排行老三)。紀芳是王王工的字(王工,讀洪,玉器),亦號守庵,其第二子即一代鴻儒王艮。王艮的先世中,有擔任“百夫長”的(選老軍擔任,督理煎鹽,催辦課稅)。有亦鹽`亦商的,多為專業燒鹽的苦力——灶丁。王艮從小就是一個灶丁(或稱“亭子”)。分居姜堰的一支,衍生至王棟(1503-1581,字隆吉,號一庵),是王艮的族弟,曾主持過泰州“安定(宋?胡瑗,號安定,泰州人)書院”(今省泰中院內、經武橋西側),是泰州學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的上半葉。當時,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衰落的晚期,資本主義經濟開始萌芽,商品經濟不斷發展,手工業者(包括“灶丁”在內)和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衰敗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更加腐敗,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更加殘酷,階級矛盾達到了白熱化。置身于這個黑暗社會生活底層的王艮,為謀生存、求發展,不K得不頑強地爭斗和迂前進。他,終于使一個海濱的窮灶丁,鍛就為“名垂史冊”、受人仰慕的學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即:燒鹽、販鹽發家時期(從孩提至26歲);發憤刻苦自學、悟道講學時期(27歲至37歲);從學王(守仁)門、周流各地時期(38至46歲);獨立講學,自成一家時期(這一時期,為王艮活動的鼎盛時期,47歲至58歲)。

王艮 - 生活特點

王艮在家境貧困的情況下(11歲起就因家貧輟學),忍饑挨餓,踏實地勞動,操持家務和在鹽場燒鹽,從小就是一個胸懷大志、自立有為的強者。
  
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從事過學醫和行醫活動,想通過醫道來謀求生活之路和醫治社會,雖有所成就,但他終究沒有把它作為終身職業。他及時調整、改變了自己的謀生軌跡,掌握了生活的主動,把事業的座標無悔無二地定在“做學問”的事業上。
  
王艮從19歲起隨父王守庵從水路、陸路三次(19歲、23歲、25歲)或更多次地販鹽到山東出售,由于他善經營、懂管理、會理財,“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為海濱地區頗有財氣的富戶,這就為他日后脫離勞動、專心致志地從事學習和傳道打下了經濟基礎。
  
王艮本為一個粗識字的灶丁,在19歲以后開始讀《大學》、 《論語》、《孝經》。在文化基礎極差、居所又偏處在海濱辟地、且無名師指點的困難條件下,發憤刻苦自學,“默坐體道”、“閉關靜思”。這樣的苦心孤詣,踽踽獨行的刻苦學習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夸張地說,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學成才”者。
  
王艮不僅刻苦自學,而且虛心尊師求教。開始時他置書懷中,以途人為師,“逢人質義”。但他并不故步自封,滿足于一己之得和“道聽途說”。他在38歲時聽到塾師黃文剛(江西吉安人)說他的學術觀點,絕類江西巡撫王守仁。好學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沖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遠千里,趨舟江西,執弟子禮拜見王守仁。在從學王門期間,既“反復推難、曲盡端委”,又“不拘泥傳注”、“因循師說”,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疑即問、即辯。他不僅在從學期間尊師好學,“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還“迎喪桐廬,約同志經理其家”,“往會稽會葬”,并照料其后人。這樣的矢志不渝、尊師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后人學習的。
  
王艮在講學傳道時,別出心裁、想象異乎常人地采用一些“法門”:如或按《禮經》制著深衣、戴五常冠、執笏板、乘蒲輪車,“行則規園方矩,坐則焚香默識”;或在門前張貼“招生廣告”,謂,“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愿學者,傳之”。這種使“鄉人始而駭”的方法,卻收到了“漸而信,久而浸與俱化”的效果。
  
王艮不僅在家鄉開門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北京)”外,還先后在南京、廣德、孝豐、會稽、泰州等地講學和在其鄉間(安豐場)構筑“東淘精舍”授徒。傳授的對象:“上至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但主要對象為下層社會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灶丁、傭工、農夫、商販、漁民以及僧道徒眾等)。其中不少人在學術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艮一生以布衣傳道,終身不仕,采取了與專制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始終保持了與勞動人民的血肉聯系和一致性。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歲)和十六年(1537年,王艮55歲)兩位朝廷高官分別推薦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謝絕。“郡守召”亦“辭`以疾”。王艮對當時的統治者表白說:“使仆父子安樂于治下,仍與二三子講明此學,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他不僅終身不仕,而且還教五個兒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所有這些,都標志著王艮與下層人民保持一致,背棄正統文化教養的“異端”本色。

王艮 - 主要觀點

王艮創立的學派,因地而名,稱“泰州學派”。地以人聞,“派”以地名,這是人杰地靈、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

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學識博大淵深、包涵很廣,在哲學、倫理、社會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具體如下: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百姓日用”一詞,在古代儒家雖然提出過,但被“大儒們”說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就是說: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認識它、掌握它、運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絕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經典的傳統和說教,匠心獨具地認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他具體地形容“僮仆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他還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之條理處”,“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這樣,“百姓日用”就成了檢驗是“道”還是“異端”的標準。他還這樣說:“滿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圣人與凡人一”,“圣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這些觀點,充分體現了小生產者、小市民階層的要求和愿望,維護了勞苦大眾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觀點,是具有反封建統治的進步意義的。
  
王艮的“格物說”,構成他講學傳道的思想基礎,具有鮮明的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意義。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說,始見于《禮記?大學》。前人說“格物”就是“窮理”,也有人說“格物”就是“格心”。他們分別說,“通過格物的方法,達到窮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對于“格物”,卻與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他創立了自己的“格物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學案》62卷>,一生著作多達60余種)稱王艮的格物說為“淮南格物”。王艮對“格物”是怎么說的呢?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謂”。“挈矩”,意為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
  
“正已”就是“正身”。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這樣的觀點,與那些封建統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是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的“絕唱”。
  
王艮的“明哲保身”說,是他與封建統治者消極、不合作的體現,起到了反抗封建統治政治壓迫的積極作用。
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王艮的這些觀點,是他的“淮南格物”論的延伸,都是“以身為本”思想的體現。黃宗羲以為王艮的“安身”說,不免開了“臨難茍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貪生求安”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么?在封建專制極端殘酷暴虐的明代中后期,王艮目睹明王朝對上層官吏動輒殺頭、剝皮、廷杖、充軍種種可怖景象(對下層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殘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王艮對于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
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惡痛絕“五伯”社會。鋒芒所指,不言自明,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他在《王道論》里這樣描繪當時的社會:“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眾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不可得也”。他明確地主張:重德輕刑,施行仁政;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他說:“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蓋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茍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為濟困扶貧,共同求富,王艮還在垂暮之年(逝世前兩年),親自起草《均分草蕩議》并帶頭踐議,將多余的草蕩無償劃分給貧民。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占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視為“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為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五經”乃中國傳統的經典,“總經”卻人所未聞)。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又說:“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悌其心,其理自識”。在這里,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對兄長悌,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社會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就是說:對的,當然要尊敬從命;不對的,怎么辦呢?他說:“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復思繹”。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別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也是值得后人學習的。

王艮 - 著作

王艮講學傳道,一般都是當面口傳心授,不假文字和筆舌諄諄。他為什么采用這樣的傳道方式呢?可能出自下列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時讀書甚少,以后雖自學有成,但他卻不喜著述,嚴格說來,寫作恐非其“強項”,尚不能到“倚馬萬言可待”的熟嫻地步;二、王艮自許為他學的是二千年來未有的“絕學”,這,勞動大眾視之“若久旱之望云霓”,而統治者卻視之為“左道”,城府頗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禍”,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對地較少了;三、王艮講學傳道的方式,有別于正宗儒家的傳統方法,而是將儒、釋、道的思辨方法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儒家的“心性”(如“于無字處讀書”),道家的“感應”,特別是)佛教禪宗提倡的“頓悟法”,則為王艮所長期修習和身體力行。
  
現在見到的王艮著作,除其后裔及門人輯錄整理的王艮語錄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寫的《鰍鱔歌》、《復初說》、《明哲保身論》、《樂學歌》、《天理良知說》、《孝悌箴》以及《安定書院講學別言》、《格物要旨》、《勉仁方》、《與南都諸友》、《大成學歌》、《均分草蕩議》、《王道論》、《答徐子直書》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門人譽之為“百世不易”之作,但從其篇幅來看,多為數百字的短文,最長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語錄和著述,經王艮的子孫及其門人陸續整理增訂,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據記載,在明代就有五種刻本,清代和民國又有幾個刻本。現在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國年間的刻本。
  
泰州圖書館創建于民國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歷史,藏書近30萬冊,其中古笈5萬冊。它們歷來重視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獻的收藏。該館現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羅現存的這方面的著作。現錄出:
  
《三賢全集》。明崇禎時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齋文集6卷,疏傳合編2卷,一庵先生遺集3卷,東崖先生遺集2卷。
  
《王心齋先生全集》。民國鉛印本,東臺袁承業編訂,5卷。附一庵、東崖遺集及四先生殘稿。
  
《王文貞公集》(門人焦竑等曾私謚王艮為“文貞”)。清嘉慶21年王世豐重刻,2卷。
  
泰州圖書館還藏有泰州學派傳人羅近溪(汝芳)、韓樂吾(陶匠韓貞)等人的著作。
  
此外,泰州、鹽城兩地,近年來均加強了對王艮與泰州學派的研究力度,先后開展了研究泰州學派的系列活動,寫出了數量可觀的文章,輯印成書的有:泰州《泰州學派學術討論會紀念論文集》(1986年);鹽城林子秋、馬伯定、胡維定合著的《王艮與泰州學派》(1999年)等。這些論文和著述,對研究王艮與泰州學派者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王艮 - 墓祠

王氏家族墓
王氏家族墓地座落于安豐鎮的下灶村。當年墓共八座,東西排列。中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為王艮墓,余為王艮兄弟墓。墓后有弧形小土山,長約30米,高20余米,名“賢人山”。墓前有兩塊石碑:一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為王艮次子王東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學貞儒崇祀鄉賢八世祖王公東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間,均遭平毀,蕩然無存;僅遺的兩塊墓碑也被生產隊挖去做了水溝上的踏腳板。撥亂反正后,石碑為安豐鎮文化館收藏。現在,安豐鎮人民懷著對鄉賢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鎮公園內辟“心齋園”,重建王艮、王東崖父子墓於其園內。
  
安豐王氏宗祠
王艮在安豐場月塘河有園一所、講堂三間。門人林東城、御使洪垣(覺山)助銀為王艮增益講堂三間,東西掖房各五間,構成“東淘精舍”,命名講堂為“勉仁堂”,供先生講學和來訪學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后,改建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東臺布衣學者、詩人吳嘉紀(吳的祖父吳鳳儀是王艮的學生)曾寫有《謁勉仁堂》詩。這些建筑,隨著歲月的流逝,已逐漸煙沒無存。現在,安豐鎮人民正著手重建“東淘精舍”,以資作為對王艮的永久紀念。
  
此外,安豐鎮文化館內,遂豎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泰州崇儒祠
位于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側。始建于明萬歷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后多次修葺、擴建,數百年來,一直為講學之所。解放后改作民居。1986年恢復崇儒祠,進行了大修:第一進是重建的,其余三進均系原房修復。現在主要建筑四進:第一進為大門,上嵌“崇儒祠”石額,門外兩旁立石鼓,砌八字墻;第二進為“立本堂”;第三進為“樂學堂”,東墻廊壁上嵌萬歷七年(1579年)《心齋先生祠堂記》石碑,西墻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殘碑;第四進為“賢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質王艮《樂學歌》等。泰州學派紀念館設于此十多年。
  
姜堰王氏宗祠
位于姜堰鎮東后街。始建于明萬歷九年(1581年),以后重修過。祀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棟。祠堂軸線建筑為三進:第一進為門廳;第二進為大廳;第三進為大殿。“大殿”的西側遂有一進配殿與大殿并列,為“三賢祠”,祀王陽明、王艮、王襞。祠堂內曾刻有王棟像,泰州學派重要傳人羅近溪(汝芳)曾有像詩,像早已煙沒無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舊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領導批示對王氏宗祠這所明代建筑予以保護,正著手修復為研究泰州學派和紀念王棟的活動場所。

王艮 - 評價

領一代思想領袖風騷、占中國哲學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創的泰州學派,自形成至今,人們對它的評說仁智互見,褒貶不一。撮其要者:
  
《明史?儒林傳?王艮》中說:“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王)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
  
王艮的再傳弟子李贄(李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門生)在《續藏書?王心齋公艮傳》說: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為黃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說:“蓋心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碩儒黃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學案》中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指王艮)、龍溪(指王畿)而風行天下……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后不見有來者。”黃宗羲對王艮雖作了若干肯定,但出于與泰州學派觀點上的差異,以及對王(守仁)學的“修正”(王主“心”,黃主“氣”,但黃又認為“心即氣”,因而有人謂黃為王學的“修正派”),他不僅不無偏見地在撰著《泰州學案》時,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幾乎與他同時代、轟動全國朝野的“異端”人物李贄(李1602年棄世,黃1610年出生),更談不上提及泰州學派晚期(李贄的弟子、再弟子)進步、革新人物湯顯祖、袁宏道、徐光啟等,而且攻擊謾罵泰州學派傳人為“小人之無忌憚”者。
  
史學家翦伯贊(1898-1968)在《中國史綱要》中說:“以王艮……等為代表的王學左派,不僅對程朱理學更加反對,而且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理教也給予尖銳的抨擊……他的學說……甚至被統治者目為‘異端之尤’。”
  
史學家白壽彝(?-2000)在《中國通史》中說:王艮“創建的泰州學派,是我國學術史上第一個具有早期啟蒙色彩的學派”。“他所創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論,雖不能摧垮專制的封建統治,亦無力沖決封建倫理綱常的藩籬,但是他的閃爍著啟蒙色彩的理論,他以‘萬世師’自命的‘狂者’風格和鼓動家、傳道者的熱忱,以及從事平民教育、傳道講學而終身不入仕途的‘氣骨’,卻深得下層百姓的擁護,而且成為泰州學派的思想傳統”。
  
史學、思想、教育家侯外廬(1903-1987)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說:王艮“這種學說在下層社會廣泛傳播,其學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非常明顯的。”又在《中國思想史綱》中說:“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后期的第一啟蒙學派。”
  
史學、哲學家任繼愈在《中國哲學史》中說:“以王艮為首的泰州學派……沿著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向更徹底的方向發展……它的社會作用是消極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學說在下層人民中得到傳播,為統治階級在勞動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于勞動人民,他……明確地站到大地主階級立場上去了”。“王艮這樣的階級調和論……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階級”。“王艮的學說,……不觸動封建主義一根毫毛,……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王艮他們這伙人,……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是明朝中葉的一個‘武訓’”。“泰州學派……他們的哲學思想,本質上是反動的”。
  
哲學家楊榮國(1907-1978)在《簡明中國哲學史》中說:“王艮思想有接近勞動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但是有嚴重的弱點,就是對統治階級仍然存在幻想,宣揚階級調和論的觀點。……因此,不管他主觀愿望如何,客觀上是起到麻痹勞動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哲學家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史綱》中說:“王艮的門人所謂泰州學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為。此派流弊則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憑意見。這些王學左派又多好禪學,結果流為狂禪。但是,張岱年近年在《王艮與泰州學派?序》中說:“泰州學派是明代后期的一個獨特學派。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個平民思想家”。
  
哲學家汪奠基在《中國邏輯思想史》中說:“李贄和王艮都是所謂‘王學’的左派。他們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反對盲目‘愿學孔子而不問是非’的虛偽傳統,認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現實生活的認識中”。
  
哲學家肖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中認為:泰州學派“閃爍著主體功能性的思想光輝”。
  
哲學家黃宣民在《王艮與泰州學派?序》中說:“泰州學派是明代中葉崛起于民間的一個儒學派別。”有人稱之為王學左派,也有人稱之為民間儒學派,我們稱之為平民儒學派。它的創始人王艮,“由一個識字不多的灶丁,終于成為著名的泰州學派的開山祖,這不單在當時儒林中獨樹一幟,即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歷史已經邁進思想無比活躍、科學文化無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紀,對于王艮與泰州學派,應從實際出發,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公正、公平、公允地給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王艮出身貧苦勞動人民,他終身布衣不仕,始終保持了勞動人民的本色,他是與下層勞動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他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具有反封建專制、反封建道德傳統、反正宗圣教的戰斗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學說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會平等、個人自由、個性解放等思想主張。王艮是我國“早期啟蒙思潮的先驅者”;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后期的第一個啟蒙學派”。王艮與泰州學派的這種思想特征,對于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響。鴉片戰爭以后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改良運動,也不無受到泰州學派思想的影響。
  
當然,由于時代、階級以及認識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與泰州學派也存在一些弱點和缺陷,如對封建專制認識和斗爭的不徹底性、對傳統圣學的妥協、對社會活動和斗爭方式方法上的“怪異”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與泰州學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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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

王艮 - 參考

http://www.dongtai.gov.cn/dtxb/DTS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10
http://lunwen.bianceng.cn/html/zxlw/gxzx/200803/4446.html
http://www.ica.org.cn/content/view_content.asp?id=12401

TAGS: 傳統文化 哲學家
名人圖文
  • 維特跟斯坦家族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出生于奧地利,后入英國籍。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語言哲學的奠基人,20世紀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
  • 汪奠基
    汪奠基又名三輔,號芟蕪、山父等,是中國著名的邏輯學家、哲學家、教育學家。生前為中國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邏輯研究室顧問。曾任哲學所學術委員會
  • 王海明
    王海明,吉林省白城市鎮賚縣人,哲學碩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倫理學與國家論。代表作為《新倫理學》(修訂版,全三冊,商務印書館2008年
  • 唐君毅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賓人。中國現代學者,哲學家、哲學史家,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出身書香門第,幼承庭訓,接受過良好的舊學教育。曾
  • 田邊元
    田邊元,日本近代唯心主義哲學家。生于東京。在哲學思想上是西田幾多郎的繼承人。
  • 威廉·詹姆士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年1月11日出生于美國紐約,1910年8月26日逝世于新罕布什爾州戚叩落亞),美國哲學家與心理學家。他的弟弟亨利·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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