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

  名人簡歷    【本頁移動版】
錢穆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江蘇省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1966年,錢穆移居臺灣臺北市,1990年8月在臺北逝世。

錢穆 - 錢穆傳略

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江蘇省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

 錢穆九歲入私塾,熟習中國的傳統文獻典籍。十三歲入常州府中學堂學習,1912年因家貧輟學,后自學。1913-1919年任小學教員。1923年后,曾在廈門、無錫、蘇州等地任中學教員。1930年以后,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任院長,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為止,期間曾獲得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博士稱號。1966年,錢穆移居臺灣臺北市,在“中國文化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任職,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1990年8月在臺北逝世。

錢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讀而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一個學者。其治學頗受清儒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的影響。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時期,儒、墨二家是后來諸子各派的發端,由此分源別派,旁通四達,互相中國古代文化的源流。他在儒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如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真偽混雜,次序顛倒,后世傳說亦不可輕信,遂詳細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跡,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學、初仕、設教、適齊、適衛、過匡、過宋、仕魯、至陳、至蔡、及晚年居魯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動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又如對晚清今文經學家如謬平、康有為等認定劉歆偽造古文經一呈,錢穆撰《劉向歆父子年譜》,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否定了今文經學家的觀點,了結了晚清道咸以來的經學今古文爭論的公案,在北方學術界一舉成名。。此外,錢穆對宋明理學尤其是朱熹之學、對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學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在歷史研究中,重視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傳統,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學理論與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聞名海內外。 錢穆重視探求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精華,并給予其以高度評價,他認為“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于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其生機”。晚年的錢穆比較偏重于文化哲學的研究,并就中西文化的問題作了很多深入的思想考,在其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載于劉夢溪主編的《中國文化》1991年第4期)中,他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了新的體認,并“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即在此。”

 錢穆著述頗豐,專著多達80種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等。此外還有結集出版論文集多種,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國文化叢談》等。

錢穆 - 生平年表

1894 清光緒廿一年,生于江蘇省無錫縣
1900 七歲 入私塾讀書
1903 十歲 進果育小學就讀
1905 十二歲 父親去逝
1906 十三歲 入常州中學堂
1910 十七歲 轉入南京私立鐘英中學,適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1911 十八歲 任教無錫三兼小學,為教學生涯之始
1918 廿四歲 任教鴻模學校,即原果育小學,出版《論語文解》
1919 廿五歲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長
1922 廿八歲 赴廈門任教集美學校為任職中學教師之始
1923 廿九歲 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范學校
1927 卅三歲 轉任教蘇州中學

錢穆

1928 卅四歲 妻歿、兒殤、兄亡連遭三喪
1930 卅六歲 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學為任教大學之始
1931 卅七歲 任教北京大學歷史系,并兼課清華、燕京、北師大
1935 四一歲 出版《先秦諸子系年》
1937 四三歲 隨政局南遷,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1939 四五歲 《國史大綱》脫稿,回蘇州侍母一載
1941 四七歲 往成都任教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及武漢大學
1943 四九歲 先后任教于華西大學、四川大學
1944 五十歲 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1946 五二歲 赴昆明任教五華學院、兼任云南大學教授
1948 五四歲 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課余撰《湖上閑思錄》1949 五五歲 赴港任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1950 五六歲 成立新亞書院、應邀赴臺講演
1951 五七歲 為籌辦新亞書院臺灣分校滯臺數月,未果。
1952 五八歲 4月,在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講演,屋頂泥塊墜落擊中頭部暈厥送醫。
1955 六一歲 新亞研究所成立,訪日,“教育部”頒贈學術獎章 香港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1956 六二歲 新亞書院農圃道校舍暑期落成,為自有校舍之始與胡美琦女士九龍締婚
1957 六三歲 新亞書院增設藝術專修科
1960 六六歲 赴耶魯大學講學,課余撰《論語新解》耶大頒贈名譽博士學位后赴歐訪問
1961 六七歲 新亞書院理學院成立
1963 六九歲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曾辭新亞書院院長職
1965 七一歲 正式卸任新亞書院院長,離港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講學
1967 七三歲 十月遷居臺北
1968 七四歲 遷入素書樓,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歲 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聘為研究員
1974 八十歲 撰《八十憶雙親》
1976 八二歲 是年冬,胃病劇作,幾不治
1978 八四歲 該年常病,目不能視,抱病赴港任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人。
1979 八五歲 赴港出席新亞三十年紀念會
1980 八六歲 與三子、幼女會于香港,卅二載未見,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歲 與長女、長侄晤聚香港,五子女兩年內分別見面
1984 九十歲 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章
1986 九二歲 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上最后一課
1988 九四歲 在家中授課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歲 赴港參加新亞四十年紀念會
1990 九六歲 六月一日遷出素書樓 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錢穆 - 人生經歷

一、“為錢家保留讀書種子”

“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后,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寧愿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于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是辛亥革命前無錫開風氣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學校。學校師資力量極佳,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當時教體操的老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于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借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后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后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后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學堂。學校首任舍監為人和藹友善,對學生循循善導,深受大家的喜歡。后來換了新的舍監陳士辛,教學生修身課,與學生相處不好。錢穆所在的四年級在年終大考前,全年級集體提議,請求校方對明年的課程作些改動,要求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學生公推錢穆等五人為代表與校長商談,又以集體退學相要挾,結果均為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于是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

在這次學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錢穆外,還有兩位后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兩位分別是校長的三弟以及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

錢穆因鬧學潮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于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這位年幼倔強、聰敏伶俐的學生很欣賞的,他推薦錢穆到南京鐘英中學就讀。

二、顧頡剛慧眼薦才   

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輟學了。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并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前后,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跡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后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贊其“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當時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已是中國學術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雖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系年》稿后,對他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贊賞,并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

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后,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后,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辭職南歸了。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

錢穆終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立相薦,這與文學院長胡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北大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北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北大執教,自然樂于接受。

三、“北胡南錢”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有兩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啟超,一位就是胡適。錢穆在蘇州時,就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于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于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并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于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系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贊錢說,彼此爭論不斷。有一次,贊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后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里,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并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余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臺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復引申,廣征博引,使大家驚異于其淵博,更驚異于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四、分道揚鑣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全面侵華。八九月間,日軍進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并,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陳寅恪等人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

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他的《國史大綱》新義迭出,創見尤多,被定為中國大學用書而一紙風行。所以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抗戰勝利后,北大的復校工作開始緊張進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當時胡適遠在美國未歸,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復員和北遷事宜。當時舊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請返回北平,而錢穆卻沒有得到邀請。

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之一。他曾留學歐洲,被譽為史料學派的舵手,主張殷墟發掘,倡導“史學便是史料學”而名著當時。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早年作為考據名家,被傅斯年視為史料考證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來問學,保持著不錯的關系。但是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后,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判。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復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錢穆的見解與史料考據派的觀點并非絕對對立,兩種現象是可以互為補充的。然而,二人終于未能成為真正的“同志”。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于錢穆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他。他往返于各地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7年,家鄉的江南大學正式成立,應榮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一職。  

五、錢穆精神

1949年,國共兩黨經過四年內戰,勝負即將分曉的前夕,錢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攜書稿,只身南下廣州;秋季,又隨廣州華僑大學一同移遷香港。錢穆作為一名將中國傳統文化奉為圭臬的儒者,對于發源蘇俄的馬列主義理論極為排斥,因此遠走他鄉。但同時,他對國家仍抱有深沉的愛,他所熱愛的,是那個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國,而非此一新國。因此,錢穆到達香港后,即創辦新亞書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學),收留戰亂流離的學生。錢穆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經世救國的抱負,他坦言: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臺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余英時曾是新亞書院早期的學生,他目睹了錢師當年創辦新亞的艱辛與不易,更是對老師充滿了敬重。在余英時的記憶中,永遠留下了這樣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么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錢穆這種精神的傳播已不僅僅限于香港,更是遠播至美國、歐洲等地,先后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講課和講演。在耶魯大學講課結束時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后又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后,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錢穆精神由錢穆的門下弟子更為發揚光大。

六、定居寶島 魂歸故里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早就打算從行政職務中擺脫出來。新亞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有一定規模,且加入中文大學。錢穆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次年再度請辭,董事會建議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來,在繁忙的行政事務之余,他還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潛沉書齋,埋首研讀。

1964年休假后移居鄉村小樓,開始計劃寫《朱子新學案》。1965年夏,錢穆曾赴馬來亞大學講學,余暇專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臺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遷至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因錢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書堂側,故以“素書樓”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還特意種植了家鄉的植物:蘇州紫竹。逢此時,錢先生以最高票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先生用七年時間完成巨著《朱子新學案》。此書得到哈佛資金協助。此書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僅深入論述了朱熹學術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統疏理了朱子思想資料,夾敘夾議,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國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歷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決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在哲學上的理氣論與心性論是一大問題,錢穆用理氣一體渾成的道理解決了學者對理氣二元或一元的爭論,也用心性一體兩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關于程朱與陸王的門戶之見。在學術上,他再現了朱熹作為百科全書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學方法上,義理與考據孰輕孰重也是學者們爭論的一個焦點,他用“考據正所以發明義理,而義理亦必證之考據”的方法克服治學方法上的偏頗。《學案》是他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學案》后,贊嘆不置,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無能出其右者”。

錢先生完成《學案》以后,應張其昀之約,任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學大學)歷史系教授,每周兩小時,學生到他家聽課。又應蔣復璁之約,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院為錢辟一研究室,錢在此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并撰寫專論。此期間撰著出版了《中國史學名著》、《雙溪獨語》、《孔子傳》、《理學六家詩抄》等。此期間錢氏將六十年來主要學術論文匯總,保持原貌,略作改訂,編成《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共八冊。此外,他關于學術思想方面的論著匯集還有《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國學術通義》等。其它關于中國文化的論文或講演集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叢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等。關于文學方面有《中國文學講演集》等。

錢穆居雙溪時,曾先后兩次去日本、韓國訪問,又數度去香港作講演。他80歲時,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寫成《八十憶雙親》,緬懷父母養育、教誨之恩及兄長扶掖、幫帶之情,透露出對大陸親人的眷懷與思念。后又寫《師友雜憶》一書,對他的師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實的回顧。1977年,錢穆83歲,冬天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癥,雙目失明。時新亞書院創設錢穆講座,金耀基院長懇請他作首次主講人。錢先生的講演題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1980年夏,錢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陸的三子(拙、行、遜)一女(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易)長侄(偉長)相見。1984年,錢穆90歲,在港門人舉行壽慶活動,先生得以與二子、二女及孫(松)孫女(婉約)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1986年,92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后一課,告別杏壇,最后對學生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先生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賴夫人查閱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后,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夫人對先生悉心照料,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臨終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錢穆先生不滿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與臺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素書樓,卻因此心情不暢,在生命最后的3個月,素書樓庭園內的樹木始終縈繞在他的腦際,清晨,他總是望著窗外問夫人:“樹呢?大樹怎么不見了?”,令人感嘆。當時中央日報刊文指錢穆搬出“素書樓”,是“國家和社會不尊重知識分子”(裴普賢語)。陳水扁執政后,曾向錢夫人道歉,并將素書樓改錢穆先生紀念館。錢夫人曾感嘆:“寧為死人辦紀念館,也不給活人住。”

錢穆,這位為弘揚中國文化奮斗終身的一代國學大師,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臺北寓所平靜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歲。他沒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國,也沒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磐的彼岸,而是魂歸于祖國母親溫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錢夫人及二三門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述)五十四巨冊,1994年-1997年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錢穆 - 學人逸事

原本胡適相當賞識錢穆,稱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乃“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并對學生說: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先生請教,不必再問他。外界以為錢“喜治乾嘉學”,張君勱甚而勸錢穆“何必從胡適之作考據之學”。錢穆初到北平,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他優禮有加,邀至史語所,奉為上賓。胡適也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研覽。

錢穆在治學方面與胡適頗多抵觸。胡適繼承傳統的說法,認為老子略早于孔子;錢穆則創立新說,認為老子略早于韓非,后于孔子。一次,兩人不期而遇。錢穆說:“胡先生,《老子》成書的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說:“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還不能說服我;如果你能夠說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也可以不要!”

錢穆與胡適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迥異,時有爭辯。具體學術分歧尚屬表面,深層原因是錢對胡的“新文化”主張不以為然,他后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當年北大講壇上最叫座者乃胡適和錢穆二人,錢穆稱“大凡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

錢穆與錢鐘書同宗不同支,錢鐘書是其侄輩,錢穆又稱錢基博(錢鐘書父親)為叔。錢偉長是錢穆長兄錢摯之長子,錢穆的親侄,錢偉長的名字即出于錢穆之口,1984年,錢穆赴港與錢偉長曾有一敘。1927年,商務印書館要出版族里前輩學者錢穆的專著《國學概論》,錢穆請錢基博為之寫序,錢基博把此事交給了兒子錢鐘書,錢鐘書立馬寫就,一氣呵成,錢基博讀后竟一字未易。這樣,出版后的《國學概論》冠名錢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錢鐘書之手,不禁使人叫絕!

錢穆與胡適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迥異,時有爭辯。具體學術分歧尚屬表面,深層原因是錢對胡的“新文化”主張不以為然,他后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當年北大講壇上最叫座者乃胡適和錢穆二人,錢穆稱“大凡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

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就是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認為這是不公道的,他說:“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錢穆與錢鐘書同宗不同支,錢鐘書是其侄輩,錢穆又稱錢基博(錢鐘書父親)為叔。錢偉長是錢穆長兄錢摯之長子,錢穆的親侄。錢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云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1990年6月1日,錢穆先生不滿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與臺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錢穆 - 著述年表

《論語文解》,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年11月出版。
《朱懷天先生紀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論語要略》(國學小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3月出版。
《孟子要略》,上海大華書店1926年出版。
《周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出版。
《墨子》(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3月出版。《王守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3月出版。 《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第七期。
《國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孫龍》,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8月出版。
《老子辨》,上海大華書店1932年出版。
《先秦諸子系年》 上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5月出版。
《國史大綱》 上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6月出版。
《文化與教育》,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學案》,重慶,為國立編譯館寫,1942年稿成佚失。
《中國文化史導論》,重慶正中書局1943年出版。(待查)
《政學私言》(人人文庫),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年11月出版。
《孟子研究》,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出版。
《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香港自由中國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中國社會演變》,香港中國問題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中國知識分子》,香港中國問題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國歷史精神》 ,臺北國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莊子纂箋》,香港東南印務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文化學大義》,臺北正中書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國思想史》 ,臺北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年11月出版。
《國史新論》,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學概述》,臺北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6月出版。
《四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論》,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黃帝》,臺北勝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陽明學述要》,臺北正中書局1955年3月出版。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秦漢史》,香港新華印刷股分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莊老通辨》 ,香港新亞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學龠》 ,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58年6月出版。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香港新亞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湖上閑思錄》 ,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民族與文化》 ,臺北聯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中國歷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1961年12月出版。
《史記地名考》,香港太平書局1962年10月出版。
《孔子論語新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63年出版。
《中國文學講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論語新解》 上下冊,香港新亞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中華文化十二講》,臺北三民書局1968年7月出版。
《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力》,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中國文化叢談》(一)(二),臺北三民書局1969年11月出版。
《史學導言》,臺北中央日報社1970年5月出版。
《中國文化精神》,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7月出版。
《朱子新學案》,一至五冊,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9月出版。
《朱子學提綱》,臺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中國史學名著》 ,臺北三民書局1973年2月出版。
《理學六家詩鈔》,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元旦出版。
《孔子傳》,臺北孔孟學會1974年8月出版。
《孔子與論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孔子略傳<論語>新編》,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10月出版。
《八十憶雙親》 ,香港中大新亞校友會1975年出版。
《靈魂與心》,臺北聯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6年2月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至八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5月出版。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
《歷史與文化論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9年8月出版。
《人生三步驟》,香港香港大學1979年10出版。
《雙溪獨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1月出版。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臺北東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古史地理論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中國文學論叢》,臺北東人圖書公司1982年7月出版。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1月出版。
《宋明理學三書隨札》,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10月出版。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晚學盲言》上下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8月出版。
《中國史學發微》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3月出版。
《新亞遺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9月出版。
《錢賓四先生全集》。分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著,共五十四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錢穆先生還撰寫了大量論文,文章從略。

錢穆 - 研究論著

1.何佑森《錢賓四先生的學術》,載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八冊,臺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傳譽主編《錢穆傳記資料》,臺灣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韜晦主編《法言》“錢穆悼念專輯”,1990年l0月號,香港法言出版社。 
4.馬先醒主編《民間史學》“錢賓四先生逝世百日紀念”,1990年冬,臺北民間史學雜志社。 
5.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中國現代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出版。 
6.嚴耕望《錢賓四先生與我》,臺北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7.江蘇省無錫市政協編《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亞學報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月出版。 
10.郭齊勇 汪學群《錢穆評傳》,江西百花洲史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齊勇、汪學群《二十世紀學術經典·錢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13.陳勇 《錢穆傳》,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TAGS: 中國人 歷史 歷史學家 哲學家 學術人物 江蘇人
名人圖文
  • 喬姆斯基
    喬姆斯基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美國語言學家,轉換生成語法的創始人。1928年12月7日出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1947年,在哈里斯的影
  • 齊索姆
    齊索姆,美國哲學家,布朗大學教授。曾任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主席、美國形而上學學會主席。著有《感知:哲學研究》、《第一人稱:試論指稱和意向》等
  •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1924-1998),1924年出生于法國,1998年4月20-21日夜間,因患癌癥不治而去世。是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后現代思潮理論家。是當
  • 普羅泰戈拉
    普羅泰戈拉約生于公元前490~前480年之間,大約活了70歲。
  • 神秘主義
    神秘主義,也有較模糊的稱為密契主義,包涵人類與神明結合為一的各種形式、經驗,并且強調這是一切宗教共有的現象。所謂神秘主義,即是一種世界觀,這
  • 索洛維約夫
    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索洛維約夫(1853—1900年),是俄國著名的宗教哲學家、詩人、政論作家。
名人推薦
地府烈焰APP
宁夏十一选五 新天地棋牌游戏平台? 2019新疆35选7开奖结果 7m篮球比分wnba 算平码技巧 哈灵麻将app下载 黑龙江36选7开奖结果走势 6月24号世界杯比分直播 足球小说 10年经典老版单机麻将 老11选5预测 股票行情 牛市快讯每天推送q 辉煌棋牌下载安装 五分pk10人工计划 足球比分捷报比分手机 大数据板块股票有哪